中新网上海新闻12月20日电(林梅 郑莹莹)“大自然才是最伟大的发明家和创造者。”这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、物理学家汤超一直以来的观点。12月19日，汤超在墨子沙龙和观众分享了他对这一观点的体会。

　　计算机的发明，将人类带入了信息化的时代。随着计算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，计算机的运算能力越来越快，处理单位信息所需的能量也越来越少。如今我们手中的一部智能手机的运算能力，已经远远大于早期的经典计算机。这种成就往往让我们产生错觉，以为人类是最具创造力的发明家。

　　可是，如果你知道，低等如大肠杆菌这类生物，它处理信息的能力却远远优于我们最先进的计算机，你会不会感到愕然呢？

　　事实上，大肠杆菌早在数亿年前，就可以用接近物理极限的低能耗来处理信息。

　　我们在学习生物学和物理学的时候，体会可能完全不同——生物学的教材描述的世界多姿多彩五光十色，而物理学教材则更多的是理论公式；生物学多是描述已经存在的事实，而物理学还可以预测没发生的事件。可是，两个学科难道真的有这样的分别吗？汤超用各种实例，展示了一个富有物理之美的生物世界。

　　会飞的生物都是天生的流体力学专家，它们的飞行速度都巧妙地正比于其重量的1/6次方，我们人类用三个方程解出的问题，鸟儿早在人类诞生之前就熟练掌握；我们人类发明仅仅几百年的斐波那契数列，向日葵和菠萝天生完美展示；我们的细胞中还有一个设计精巧的“停车场”——内质网将自己折叠成立体停车场的样子，既省空间又内部联通，折叠蛋白的核糖体就稳稳地停在上面；真菌还手拿神枪，可以用小到毫米的身躯，把孢子射到 2.5 米开外，加速度比我们发射卫星的火箭还要大很多倍。

　　所以，生命现象有着远远超越生物学的范畴，蕴含着丰富的数学、物理、信息学、工程学。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第一次生物学革命，将物理学的思想和工具应用到生物学，揭示了DNA双螺旋结构，分子生物学的时代拉开帷幕；而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基因组学革命是第二次生物学革命，基因组测序，就是解读我们生命的所有遗传密码，指数型的测序技术进步，推动生物学飞速发展。

　　汤超把生命比作说一辆汽车，第一次生物学革命，就是把汽车的零部件看得越来越清楚，第二次革命就是把汽车的说明书——也就是我们的基因组找到了。但是我们距离理解这本说明书还有一个巨大的鸿沟。

　　而第三次生物学革命，就是要通过各个学科的交叉融合，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生命系统，来理解这个汽车是怎么工作的，它是怎么装起来的，它能跑多快，坏了怎么修，他的寿命是什么。答案都藏在基因组里面，我们只有通过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，才能找到谜题的答案。

　　汤超认为，大自然伟大的创新，是通过多样性实现的。没有多样性，就没有进化，更没有创新。对于人类社会来说，创新型的教育至关重要，必须允许多样性的存在，才能鼓励创新。

　　与汤超一同做客墨子沙龙的，还有中国知名理论物理学家、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获得者、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钟灿。作为在液晶物理研究领域蜚声海内外的科学家，欧阳钟灿告诉观众，液晶可不是人类的专利，生物体内天然就存在液晶——就是我们人体内红血球外面的生物膜。

　　我们知道，红血球呈双凹碟状，这一点曾经让科学家十分困惑。因为根据能量最低原理，如果细胞里面主要是液体，细胞膜应该呈球形才对。而晶体外形状都是凸多面体，也与双凹碟状不符。科学家曾用各种假说试图解释红血球的双凹碟状，有膜厚度不均理论、有电荷分布不均理论、有胆固醇分布不均理论等，但均被实验一一否定。

　　既然液体和固体都无法解释红血球细胞膜的形状，那么用液晶来解释可以吗？1973年，W.Helfrich提出液晶生物膜理论，在40年之后获得世界公认。

　　作为研究液晶的物理学家，欧阳院士也试图用物理公式描述红血球的形状。在W.Helfrich的研究基础上，他提出了钟灿—赫尔弗雷奇方程，首次预言了红血球细胞膜的环形形状，并指出环的内外两个圆的半径必须满足r/R=1/2或0，方程解释了红细胞在毛细血管中得以自由穿行的原因，并被全世界多家实验室观测证实。

　　后来，Helfrich生物膜理论还被用于研究胆甾相液晶螺旋膜形状，甚至还推广到了富勒烯与碳纳米管形状理论和病毒20面体对称理论研究。液晶生物膜理论渐渐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和认可。

　　此次墨子沙龙的最后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院士与两位嘉宾一起，就现场观众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解答，并结合各自的科研经历，对交叉学科和交叉研究给出了解读。(完)